1934年12月，在湖南通道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参与中央的紧急会议。尽管伤口尚未愈合，每一次移动都伴随着剧痛，但他心中牵挂的并非自己的安危，而是红军的未来走向。会议上，对于是北上还是西进，意见分歧严重，红军已达到关键的转折点。王稼祥并不是偶然在历史舞台出现的人物。自1930年从莫斯科归国后，他便投身于中央苏区的工作。1931年11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，他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，深受红军的信任。

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，关于红一方面军领导权的讨论中，有人提议撤销毛泽东的前线指挥职务，意图将其挤出军事指挥小组。当时党内已被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占据，公开持不同意见极具风险。王稼祥毅然表态，反对这一决定，认为毛泽东熟悉红军作战，拥有丰富的根据地斗争经验，理应继续留在指挥中心。此举让毛泽东倍感意外，同时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信任关系。

1933年4月，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王稼祥在前线被敌机轰炸，腹部重伤，肠管一度外露。由于苏区医疗条件有限，弹片不能取出，伤口长时间感染，且发作腹膜炎，常常无法正常行走。在长征即将出发前，由于伤势严重，一些人建议留下他养伤，而毛泽东则坚决反对，指出王稼祥作为军委副主席，不应排除在红军重要行动之外。因此，王稼祥被抬上担架，随中央红军开始了漫长的征程。

湘江战役后，红军的人数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骤降至三万余人，部队遭受重大损失，领导层的指挥方式也遭遇了质疑。博古和李德固守阵地战与堡垒战，使得红军擅长的机动战无法展开。王稼祥目睹部队人数骤减，直言：“照这样指挥下去，红军迟早要遭受重创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王稼祥的担架常与毛泽东相邻，因毛泽东也因疟疾而体弱，两人在行军和宿营间不断交流。王稼祥明确提出：“必须改变指挥，不能让错误的路线持续。”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，二人逐渐形成一致看法。

然而，单靠二人的共识不足以改变中央的决策。王稼祥随后找到了张闻天，详细讨论了军事失败的成因及毛泽东重新参与指挥的必要性。张闻天原本对“左”倾军事路线就不满，迅速表示支持。王稼祥又在行军间隙，与周恩来、朱德、聂荣臻、刘伯承、彭德怀等人深入交流，共同凝聚反对错误指挥的力量。

在通道会议上，李德坚持北上，寻求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；而毛泽东则提议向贵州方向转移，以避开敌军重兵。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观点。1934年12月18日，黎平会议继续讨论战略方向，他再次支持改变计划，并主张在贵州寻求新的立足点。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这一转折由此获得了实现的可能。

王稼祥深知，改变方向只是第一步，若指挥权仍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，问题未必能够真正解决。他曾告诉毛泽东，必须在遵义会上传达清晰的观点。为了增强会议说服力，他与毛泽东、张闻天商讨发言安排，建议由张闻天分担反对“左”倾错误的报告。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。博古在总结报告中强调客观困难，张闻天随后作反报告，系统分析军事路线的失误。毛泽东发言后，王稼祥紧跟其后，明确支持毛泽东，批评李德的专断，提出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，呼吁毛泽东重新参与指挥。

这一发言并非仅仅附和。王稼祥作为军委副主席以及中央的重要成员，他的表态具有重要分量。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、陈云等随之支持，会议的焦点逐步转向改组领导。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，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所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，直到1935年3月在鸭溪、苟坝一带正式组建。

会后，王稼祥仍需面对长征的艰辛。在翻越夹金山时，他的伤口疼痛加剧，不得不下担架步行攀登。当红军与张国焘的分歧愈发严重时，他与张国焘进行了深入交谈，劝说其放弃南下的主张。到了1935年9月，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危险逐渐浮现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以及王稼祥及时召开会议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迅速北上，避免了内部冲突。

在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，王稼祥落选。毛泽东会议上提到遵义会议时指出，若没有张闻天和王稼祥从“左”倾路线中分化出来，会议的顺利举行将变得艰难。1972年，毛泽东再次评价王稼祥为有功之士，是在教条主义者中较早支持自己同志的人。王稼祥虽然没有亲自指挥过太多著名战役，却在担架上推动了指挥核心的转变。他的贡献在于，在关键时刻敢于表态、善于联络，把个人的判断转化为集体行动，使得遵义会议能够召开，最终促成中央领导的改组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